在接到宣府镇与宣大总督陈新甲等人的奏疏时，崇祯皇帝正与礼部尚书，仍管兵部事杨嗣昌，内阁首辅薛国观议事。

得到这个消息，崇祯皇帝不震惊当然不可能，早在任命王斗为宣府镇东路分守参将时。崇祯皇帝就有一种认为，王斗肯定会牢固掌握整个东路之地，不知为什么，崇祯皇帝心里就是这样肯定。

却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快，这么突然。王斗激烈的手段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。他的肆无忌惮，胆大妄为，也让人很不适应——同时对士人，商人，武人大打出手，天下间少有这样特独的人物。

东路己经恢复秩序，又证据确凿，按平常律法办就是，便是王斗手段过了些，可能伤了些无辜，朝廷也不可能因此惩罚王斗。这个时候的大明实力派军头，朝廷向以招抚为上。王斗再过份，有左良玉、刘泽清、贺人龙等人过份吗？

而且对王斗而言，崇祯皇帝有将他看成另一个戚继光的意思，便如戚帅当年一样，扫平南倭北虏，还天下以太平。更不可能因这点“小事”去责罚他，使之产生逆反心理。

同时崇祯皇帝内心暗暗有些欢喜，王斗得罪了当地的文人与商人，己经无法邀买人心，只能紧抱朝廷的大腿了。在崇祯皇帝等人心中，士子与商人乃国之柱石，得罪这些人，何人可以成事？

他叹道：“王将军捉拿东奴细作，这是好事，惜其年轻气盛，这处事……未免有些不周。”

“皇上所言极是。”

旁边的杨嗣昌与薛国观异口同声道。

平日不对付的人说话这么整齐，二人互视一眼，都是不动声色转过头去。

薛国观轻咳一声，与杨嗣昌一样，他也是刚过五十，方面大耳，一张颇有富态的脸。小时候有人给他相面，说其大贵之相，未来定然封侯拜相。

果然相面之人当年所言灵验了，为了这个事，在薛国观成为首辅后，特意找到这个算命的人，给他买了房子，送去银子。该算命之人己经年近耄耋，正是穷困潦倒之时，托了当年所言，也算过上幸福的晚年。

薛国观进入内阁后，揣摩皇帝的心思，全力奉行温体仁的方案，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。往日经常被皇帝召见的宠臣只有杨嗣昌，现在多了薛国观。其风头正劲，连杨嗣昌都要避让。

王斗的事，其实在宣府镇奏疏送到京师前，薛国观便己知详。

现在的京师各茶楼酒肆，衙门之前，相继拥进哭诉王斗“暴行”的东路商人士人“受害者”家属。赞赏王斗之举与抨击王斗之举的人分成数派，从口舌之争发展到肢体冲突。

还有言官闻之蠢蠢欲动，准备弹劾王斗罔顾人命，行事跋扈种种。

京师各事，只有崇祯皇帝不知。大明现状，几乎总是皇帝最后一个得到消息。便如崇祯帝最后两年，便怒责天下督抚甚至锦衣卫任何事都不与他通报，使之成为聋子与哑巴。

得到东路的消息后，薛国观与杨嗣昌都是按兵不动，首先探明皇帝的心思再说。

崇祯帝一开口，薛国观立时有了定计，他含笑道：“正如皇上所言，王将军在东路捉拿细作，严明关防，这是好事。东奴最善用间，关防种种，多被其刺探，致我大明失城甚多。东路近塞，虏骑疏忽可致，清剿细作与通虏之辈，也是为东路之安危着想。”

“当然，王将军毕竟年轻，又是军伍出身，这行事嘛，未免急燥了些，着当地官吏用心安抚便是。”

崇祯皇帝微微点头，这是他对薛国观满意的地方，善于揣摩自己心思，多从自己角度出发，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。与那些邀名卖直之臣不同。

他下旨：“东路既己抚定，着有司会同审理，定罪后奏闻裁决。东路兵备道马国玺，分守参将王斗剿察有功，传旨嘉赏。二官也需知闻，事虽迫不得而发，也当求经久之策，切切。”

“……延庆州知州吴植自请致仕，查其老成历练，办事实心。虽有其子妾失察之事，准其戴罪立功，着罚俸一年，记过一次，仍原缺任官……”

这就是崇祯帝的恩威之术了，嘉奖了马国玺与王斗，仍让其文武相衡，防止王斗势力过大。同时挽留了吴植，让其感恩戴德下，更实心办事。让他安在东路，可以更好地监视王斗。

而且马国玺与吴植，一人倾向杨嗣昌，一人倾向薛国观，留二人在东路，也有相互制衡之意。

任何地方都不能一家独大，这是崇祯皇帝的想法。

……

“皇上圣明！”

在杨嗣昌与薛国观的歌颂声中，东路这场变故，就此落下帷幕。

对崇祯皇帝而言，东路之事，只是“小事”，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谈。

不错，比起东路这件“小事”，方才崇祯皇帝与杨、薛二人谈的才是要紧的“大事”。

这便是张献忠与罗汝才等人重新叛乱之事，五月初九日，张献忠、罗汝才又反，他们才招安多久？刚刚一年，又迫不及待造反了。也因为有张献忠等人在前，崇祯皇帝对王斗更不敢严厉，王斗的威力，可不是张献忠之辈可以比的。

其实张献忠再次造反早有迹象，崇祯十一年四月，张献忠受抚于谷城，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，实际上训卒治甲杖，不放兵、不应调、不入见制府，骄不奉法。

他在谷城征粮、征税、扩兵，向熊文灿要挟无度，谷城知县阮之钿言张献忠必反，几次密告。熊文灿恶闻其语，不加理会，果然张献忠又反，阮之钿被杀。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，声势大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