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生存’运动如火如荼，当它正在逐步扩大影响，借势向政治领域转向的时候，‘无条件最低收入法案’横空出世，釜底抽薪似的将‘生存’运动的社会基础打掉了。

本来群起汹涌的底层蓝领工人们，突然被白得的最低收入安抚住，生存不再是问题，‘生存’运动的支持率陡降，上蹿下跳的工会突然发现再也号召不动大规模的散步了。

美国最低收入法案的出台迅速平息了沸腾的事态，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摆在前面，但凡有条件的国家先后都开始出台类似的法案，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开始建立自己的国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。

任何事都有两面性，最低收入制度的出现平息了‘生存’运动，但是它让发达国家的国民福利产生巨大吸引力，但凡出台最低收入法案的国家，都开始面临移民潮。

那些来自于欠发达地区的移民们，削尖脑袋想法设法钻进这些国家，为了拿到一份最低收入无所不用其极，所有能够利用的政策漏洞都会被充分利用起来，哪怕暂时拿不到正式身份，就是偷渡也要先进来再说。

发达国家突然变成了免费蛋糕的代名词，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，对于这些移民来说，先拿到一个铁饭碗总是令人安心的。

在发达国家内部，社会分层愈加明显，阶层之间的隔阂愈加难以逾越，社会阶层开始不断的固化，贫富分化不断加深。

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，不仅源于社会制度，不仅源于财富的聚集，甚至还源于科技的壁垒。

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行其道，催生了大批的失业大军，并且失业规模迟迟不见降低，失业率异常坚定的不断向上攀升。

在科技进步面前，但凡没有能力及时跨入资本阶层的家庭，他们的收入开始锐减，他们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，工作岗位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机器人的威胁，一旦失业可能就意味着永久的失业，再次就业的几率微乎其微。

在这种状况下，一个人如果想要实现阶层的跨越，除了需要打败众多竞争对手之外，还要有能力打败机器人，在大失业的背景下，阶层跃迁的几率变得越来越小。

阶层分化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，它同样发生在国与国之间，机器人工业省略了人力成本，这一向是工业领域最大的成本之一。现在对于生产同一个标准件的工厂来说，这个工厂建在美国还是建在泰国，在成本上并没有太大区别。

如果这个工厂建设在泰国，它唯一能够享受到的就是低廉的地价，而如果将它建在美国，美国发达的物流体系，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，较低的腐败成本，等等这些，都将明显优于泰国工厂。

机器人省去了人力成本，同时让发达国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契机，这个契机就是——工业回流！